近年來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為電信詐騙犯罪提供了生長的土壤，電信詐騙犯罪案件飛速增長，電信詐騙金額的暴增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電信詐騙犯罪，已嚴重侵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亟須社會治理與司法規制。

應維護公共利益、建設法治社會的現實需要，2022年12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實施，作為我國迄今為止唯一一部專門規制應對電信詐騙犯罪的法律文件。該法第二條第一次在法律規范層面對電信詐騙的定義進行了厘清。然而，由于電信詐騙犯罪興起晚、手段新、變化快的特點，實踐和理論中尚存在諸多需要認定和區分的疑難、模糊問題，構成了防范和打擊電信詐騙進程中的藩籬。

首先是電信詐騙行為性質的認定問題。司法實踐中，由于電信詐騙手段的多樣化，“盜騙結合”的案例層出不窮。比如，有的案例中，犯罪行為人為了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假借為被害人辦理網銀升級的理由，獲取了被害人的銀行賬戶信息，行為人再在自己的電腦上登錄被害人的賬戶，非法占有賬戶中的錢款。在這種案例中電信詐騙分子為達到非法占有公私財產的目的，往往會采取多種手段，不僅包括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手段，還會使用竊取手段，這就涉及對詐騙罪以及盜竊罪的認定和界分問題。詐騙罪與盜竊罪最主要的差異，就在于被害人是否有對自己財產的“處分意識”。具體而言，詐騙罪中的被害人雖然陷入錯誤認識，但是行為人對其財產的非法占有是所基于的被害人的處分意識是“自愿”的；而盜竊罪中行為人則是“秘密竊取”，換言之，盜竊行為不是基于被害人的“自愿”處分意識。而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詐騙罪和盜竊罪的區分采用的主要學說是“主要犯罪手段兼處分意識說”，這種學說認為，對于行為人同時使用欺騙方法和秘密竊取手段來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案件中，應該結合兩個因素進行綜合分析：行為人采取的主要手段以及被害人的主觀心態，從而確定案件性質。因此，在上述“盜騙結合”的案件中，行為人占有被害人財物的關鍵行為應是秘密竊取的行為，虛構事實從而誘騙被告人銀行賬戶信息的行為只是一種輔助手段，被害人自始至終也沒有對自己財產的“處分意識”，故而這類案件應當認定為盜竊罪。對于詐騙罪和盜竊罪本質區別的把握在認定電信詐騙行為性質的過程中意義非凡。

其次是共同詐騙犯罪數額的認定問題。電信詐騙通常是以團伙作案的方式進行，而團伙詐騙所涉及的被害人群體數量大、范圍廣，往往是少則幾十上百人，多則幾千上萬人，且分布在全國各地，這使得司法實踐中電信詐騙案件的被害人難以全部到案，進而對詐騙金額亦即全體被害人的財產損失的認定就會存在一定困難。而對犯罪金額的認定與量刑息息相關，司法實踐中對于電信詐騙案件認定的犯罪金額往往少于實際的犯罪金額，從而就會造成對電信詐騙分子的量刑畸輕，這在實質上違反了刑法的罪刑相適應原則，會對司法公信力造成損害。筆者認為，在某些案件中，比如，確實沒有辦法如實詳盡搜集到被害人陳述的一類電信詐騙案件中，可以結合相關銀行交易記錄、已收集的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以及通話記錄等數據，對被害人人數以及詐騙犯罪金額進行綜合和全面的認定，這樣一來，既能有效打擊電信詐騙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又能彌補被害人的實際損失與安撫被害人的受害心理。

最后是對于既遂未遂形態的認定問題。傳統詐騙罪既遂未遂的認定標準是被告人實際取得并控制了被害人的財物，也即“控制說”。然而，新興的電信詐騙犯罪具有非接觸性的特點，行為人取得被害人的財物往往是通過遠程操控的方式，被害人支付方式的變化使得對于犯罪分子實際控制被害人財物的時間節點認定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新型的電信詐騙犯罪應該摒棄傳統的“控制說”而采用“失控說”。比如，在被害人線上轉賬的案例中，詐騙罪既遂認定的時間節點應該是被害人完成轉賬、財物脫離被害人控制的那一刻，而不論犯罪分子是否實現了對該筆財物的控制。學界關于犯罪既未遂的通說是“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這種學說所持的觀點是，犯罪的既遂標準是完全齊備該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而筆者認為，“控制說”相比“失控說”更加符合“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的認定標準。在犯罪主觀要件方面，詐騙罪的行為人主觀上需要以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為目的，而客觀行為方面，行為人的表現則是以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財物?！笆Э卣f”不以詐騙行為人取得對財物的控制作為既遂標準，而是以財物所有人失去對財物的控制作為既遂標準，其主觀方面的表現為“非法排除他人占有”的目的，而客觀方面的表現則為“用欺騙方法非法排除他人對財物控制”，其對“排除原物所有人的財物控制”這一結果的執著追求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本身的描述，也不契合“犯罪構成要件齊備說”這一既遂標準。

作為一種新型的非接觸性的詐騙犯罪，電信詐騙犯罪對社會治理與司法實踐提出了巨大挑戰?？梢韵胍?，隨著互聯網科技的深化發展，電信詐騙犯罪會愈演愈烈。在嚴峻的司法現狀面前，更需要理論界和實務界協同攻克難題，共同維護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